火线干探之阴暗面

“疾病并非隐喻，看待疾病最真诚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罹患癌症的桑塔格试图用两篇论文涤清强加于患者身上的污名化现象。结核病被浪漫化，被赋予贵族色彩；癌症患者被污名化，被视作是个体压抑的结果。将病患、疾病与恶意想象剥离开，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是否可能？ 火线干探之阴暗面，来自于两个原因——恐惧（对生命与死亡都所知甚少）和想象（反复将身体与他物联想）。抛开疾病不谈，人们无比热衷于将事物比作身体，又将身体比作他物。除了将自己的身体当作度量衡，还有什么能使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个世界呢? 这种隐喻，超出文化和语言的范畴，作为一种恐惧的美学，已然介入了政治，又反过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如果说疾病史和人类史是亦步亦趋的，那对疾病的联想和隐喻同样是与人类史不可分离的。 桑塔格说得非常好，足够准确也足够有力，并且非常“正确”。但是，在道理上的“正确”和“应然”，却未必是现实的“实然”。人是社会的动物，在面对群体中陌生的他者时，想象是唯一的理解方式，而想象可以导向善意，也可以导向恐惧。”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固然是一种文明的、现代化的思考方式，但这种理性未必能得到有效的普及。理性的建构在基本生存本能面前不堪一击。且不说抵抗火线干探之阴暗面了，人类不如先做到放下对异族和他者的敌视与漠视，再来考虑心平气和地直视生命尽头的渊隙吧。

超赞，对基因编辑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的发展介绍的特别系统，超级多干货，最后对基因编辑未来的展望以及伦理问题的讨论也总结出了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看完什么书，我迫不及待的想去看一下未知演员的另一本剧了：生命是什么。

毫无疑问，袁世凯是晚清十八年间最主要的人物，诚然他不是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像慈禧、李鸿章、荣禄等都是他一时难以逾越的人，但十八年间，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立宪改革…至到辛亥革命的爆发，袁世凯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甚至是决定性的，不得不说，他是一位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大变革时代，袁世凯透漏着的是睿智、卓识和眼光，你也可以说是钻营和投机，但历史不从潮流，客观规律，包括人性的角度看的话，那历史也就不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