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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刚健勇武的作风，就因为它的“信赏必罚”和“综核名实”。当商鞅下五十金的赏赐，鼓励农民把一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秦国成功的基础。谁能想像得到，一个如此简单的举动，就让一个家徒四壁的平民陡然拥有五倍于中产之家的财富？一个政府对它国民的信用，那是比什么都重要的。这激励了芸芸蠕动的穷苦的秦国人，他们知道，只要他们按照政府的要求做事，他们就一定能得到政府答应给他们的报偿，因为这有精细的律令作为依据。而大汉就承袭了秦王朝的这一作风，从出土的汉简来看，汉初法律的精细，甚至超过秦王朝。一个史书上称之为“清净无为”的政治时代，并不是放任自流的时代。它有它记载在竹简上的明细的规则，而且，它还没有堕入后世腐朽的“潜规则”盛行的时代，如果它的“潜规则”像后世的王朝那么俯拾皆是，它就不可能以比后世远少得多的官吏，而更加有效地管理那么庞大的一个国家，触角一直延伸到那样遥远的边域；它不会有那样强大的战斗力；不会形成那样重然诺，轻生死的民风。同样，它也不会留下那样勘破生死的哀婉动人的五言诗歌，这些诗歌不同于唐代的豪放，因为它在豪放中夹杂着哀伤。固然，它也不是热烈奔放，但却是慷慨激越的那种。所以后者恐怕是读来更让人鼻酸的深厚情感。而这种并不单纯的欢乐似乎更能给人永久不可磨灭的印像。
不管是从《汉书》中，还是从出土的汉简中，我们可以看到，汉代律令的执行是严酷而认真的。所以，当汉武帝像赦免他的宠臣主父偃时，遭到了张汤的反对，他固争的理由就是一旦开这样非法赦免的先例，大汉的后世将不可治，于是武帝也只有眼睁睁看着主父偃被族灭。当汉文帝想族灭偷盗高皇帝宗庙器物的盗贼时，廷尉张释之只肯判那盗贼一个人死刑，并且称“法如是也”，文帝虽然愤怒，但在和太后商议之后，也只有认为张释之的判决正确。当飞将军李广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