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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同样的事情也曾层出不穷地发生。当野蛮的秦国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东方礼乐之国尽数纳入自己版图之际，后世的史学家们无不心潮澎湃地回忆那段时光，他们号哭流涕，痛心疾首，自以为找到了另一个文明被野蛮征服的例子，就像在那之前的数百年，赫赫的西周王朝覆没于犬戎的铁蹄下一样。诚然，从文明的定义上来讲，秦国的种族的确比较胡化，秦国的社会制度的确比东方六国要野蛮，法家的视点和儒家的悲悯情怀的确大相径庭，虽然从某个角度来看，儒家也曾有过“杀人不见血”的美誉。
当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贵族们哀叹了，奴隶们欢呼了，他们抛却了身上世袭的枷锁，可以凭着自身的勇力获得自由，甚至爵位、官职、土地，只要他们在战场上杀的敌人足够多。这在东方六国的人看来，不啻是场无耻的变革。因为它终于彻底脱下了周代以来一直披在身上的那层礼乐文明的外衣，裸地跳进了“杀人越多越光荣”的角斗场中，它首倡了“首级俱乐部”制度，让东方六国的君主们为之挢舌不下。不管儒生知识分子们愿意不愿意，“尚首功之国”的秦王朝终于靠着这个“无耻”的制度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于是“六王毕，四海一”，秦王朝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声势煊赫的历史舞台。
然而这浩瀚的光荣竟然仅是昙花一现，以为可将国家传之万世而不绝的始皇帝刚刚崩殂，强大的秦王朝就顷刻间土崩瓦解。这很让后世的儒生们感慨，而且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证据：****只能喧嚣一时，要长治久安还得靠儒家的仁政。马背上可以得天下，马背上却不可以治天下。这个显著的实例让随之而来的汉代儒生们在皇帝面前指斥起法家来完全有恃无恐，皇帝虽然尴尬，却也无可奈何。儒家的仁政是好东西，可是统治者们不会看不到其中的缺点，他们不会不清楚儒家思想在先前也曾有过一败涂地的血的教训：宋襄公为了所谓仁义，兵败身死；晋献公太子申
